“冠军乞讨”事件经微博传播变成热门话题，曾经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在地铁通道中“卖艺”，再加上此前一系列退役运动员的惨淡故事：举重冠军当搓澡工、国门摆小摊、击剑运动员当门卫……一些中国退役运动员的后续生存问题令人唏嘘。不论“冠军乞讨”是否有推手性质，或者张尚武个人品行与选择是否为其命运遭遇的重要变量？不能否认的是，体育的“举国体制”非常关键地塑造了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的命运。

　　所谓“举国体制”，从模式上看，是一种“体校+专业队”的形态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从庞大的业余体校里的潜在苗子中选拔，不断上升到省级专业队以及国家集训队，这个过程有着严格的淘汰机制，年淘汰率不会低于20%。这个体制的目标函数就是运动员成绩，于是在运动员的时间配置上，体育时间是压倒性的，而学习时间则尽可能地压缩。所以，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看，很多运动员几乎没有能力或者资格来选择合适的“体育训练—文化学习”的均衡比值，这就造成很多运动员一旦退役，几乎没有其他的能力。

　　当然，有人会举出例如李宁、李小双、刘璇之类冠军运动员退役之后成为商界或娱乐界明星的证据，但不同的人的确会有不同的故事，但大多数人的命运刻画是相似的。例如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的报道使得邹春兰迅速得到援助，张尚武也因冠军之荣而获得目前的报道价值，其实大多数平凡的运动员的退役故事惨淡而无人问津，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有些民众基础广泛的热门项目退役运动员比如网球、棋类、乒乓等等，他们可以当教练，就业或者创业不成问题，而举重等很多冷门项目的退役运动员则生存艰辛。

　　“举国体制”不仅制造了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的单调性，而且还在量级上不断扩大。因为省级体育队和国家队的成绩，不仅同国家体育的经费投入有关，也同体育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挂钩，而这种体制又是分级管理模式，按照“基础大则塔尖高”的理论，必须不断扩大体育运动员的选择集，才能筛选到更加优秀的尖子，于是，那些“平凡而沉默的大多数”的群体则在这种驱动下不断扩张。

　　计划经济对应“举国体制”至少在“收益—风险”上是对称的，因为计划经济能够通过指令的方式让企业无条件地“接收”这些运动员。但市场经济建立，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扩大，它们不愿意接受这些干不了什么活的退役运动员。所以，随后诞生出来的买断式一次性补偿、自主择业、深造机会等等，其实对于“沉默大多数”而言，是难以补救的。

　　市场经济同举国体制存在一定的不相容性，因为市场经济下的体育的本质是承认运动员在人力资本形成上的“自主性”和“均衡性”，所以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等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“学校体育下的职业体育”，高校间竞技体育真正纳入并成为高等教育整体规划的一部分，运动员可以有机会避免人力资本形成的单调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无论是加大“读训-体制”的力度、或者加大运动员安置力度、或者完善运动员伤残保险制度等等，尽管是非常大的进步，却没有涉及到根本问题。如果认同运动员不仅具有体育价值，而且还需要具备退役后的社会价值，那么我们就要重估那种单调的人力资本形成机制，给予所有运动员一种长远而健康的激励取向，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可以夸耀的荣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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